中联部副部长 郭业洲
尊敬的张来明副主任、蔡昉副院长、朱之文书记，
尊敬的各位同事，各位来宾，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在刚刚过去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就“一带一路”建设再次做了深入阐述，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行动文件，为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带一路”研究机构代表齐聚一起，召开“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成立会议，共同研讨“一带一路”战略，共同商议智库合作事宜。在此，作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的牵头单位，我谨代表中联部，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的潮流，我们坚信，“一带一路”必将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这个合作倡议是超越时空限制、增进交流互鉴的新探索。自古至今，人类一直努力拓展生存空间，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互利合作。丝绸之路从来都不是平面的，或者单线条的“路”，而是一个集道路、贸易、人员往来和文明交流于一体的多层面、立体化的概念，它所蕴含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千古传承，历久弥新。在21世纪的今天，各国间的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程度前所未有，使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变得空前紧密。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既是在新形势下对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互联互通”的新探索。
——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来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传承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新举措。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一贯坚守亲仁善邻、厚往薄来、协和万邦等理念，和而不同、兼爱非攻、以德服人等准则，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共赢。新形势下，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我说，如果亲诚惠容是一种理念的话，那么“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这个理念的具体体现，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促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多的惠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也就变得更加明确。
——从国际制度规则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区域合作的新范式和全球治理的新探索。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TTP或者TTIP等制度性安排相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务实性。它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注重于现有机制的相辅相成；不预设前提，而更注重与各国发展的战略对接；也不追求统一的制度性安排，而是更加注重合作机制的多元和多样；不局限于制度，而注重制度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双轮驱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启发人们跳出传统的思维，通过推动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激发出巨大的发展能量，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这一倡议啊，致力于改变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缩小国家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经济新规则，完全可以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称为区域合作的新范式和全球治理的新探索。
——从中国自身发展的维度来看，这个倡议也是发展和完善对外开放的新努力和新尝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中心。与之相比，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还相对比较滞后，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比较落后。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提高我国中西部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通过发展内陆和沿边地区，有助于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水平，有助于加快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机制和对外开放新格局。
各位同事！
目前来看，已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丝路基金已顺利启动，亚投行的筹建工作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一大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正在稳步向前推进，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扬帆启航。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带一路”毕竟是一种开创性的探索，没有十分成熟的经验可以遵循，也鲜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作为咨政建言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智库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今年年初，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方面的功能，建设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中联部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共同发起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就是要协力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民心沟通，并共同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发展道路。为此，我建议智库联盟应朝着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探索。
第一，坚持政策导向，推动政府决策与智库研究的良性互动。智库联盟秘书处应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了解“一带一路”建设在决策咨询方面的需求，支持相关成员单位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政策研究。秘书处还应建立成果报送机制，将各单位研究成果，特别是专业性、建设性、切实管用的建议及时上报，供决策部门参考，尽最大努力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率，也将及时向各理事单位反馈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情况。各理事单位可以根据相关决策的咨询需求，多到实地做一些“田野调查”，让研究能够更好的贴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求，为我国及沿线各国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第二，推进信息共享，凝聚研究合力。智库联盟秘书处应通过电子工作通讯、“一带一路”专题网站等形式，把各理事单位的工作动态汇总起来，及时发布各单位的活动预报，推送各单位的研究成果，跟踪“一带一路”建设的最新进展。同时秘书处将努力建立各理事单位相关信息档案，为所有成员单位提供咨询服务，最大程度降低信息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提高各单位咨政建言的能力和水平。各理事单位可通过加强信息和业务交流，实现各个层面的共享和协调，达到信息能够共享，活动相互协调，减少重复性研究，共同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的发展局面。
第三，加强与国外智库尤其是沿线国家智库的交流，推动政策的沟通。联盟秘书处将根据“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为各理事单位赴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研讨和实地调研提供帮助，协助理事单位在有限的时间内接触尽可能多的当地智库或政界决策人士，最大程度地提高调研质量和交流成果。各理事单位也应相互帮助，分享各自掌握的智库人脉资源，积极探索智库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共同提高我国智库的国际交流能力。各理事单位可以主动与沿线国家智库开展涉及“一带一路”的合作研究项目，通过人员交流增进相互了解，通过联合研讨凝聚各方共识，切实地通过合作研究寻找利益切合点，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到实处。
第四，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我在会前同其他几位共同理事长商议，一致认为智库联盟工作应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将智库研究成果转化为我国和沿线国家政府的决策依据，二是将研究成果向沿线国家的社会各界进行传播，增进民心相通。为此联盟秘书处和各理事单位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准确的掌握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态度，因地制宜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舆论陪护和社会维护，增进沿线民众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了解和认同，并让他们从中真正获益。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通过到沿线国家举办“丝路国际论坛”等方式，带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一方面，我们要主动地解读“一带一路”倡议，增进沿线国家民众对这一倡议的全面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主动和沿线国家的智库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研究，将相关研究成果在社会和媒体上公开发表，对舆论发声，对社会发声，主动塑造积极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今天我们成立的理事会，只是智库合作联盟加强交流合作、服务“一带一路”的第一步。为了切实服务“一带一路”的建设，智库联盟将对沿线国家及域外国家所有同行保持开放态度，只要愿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智慧，只要愿为地区发展贡献力量，都欢迎加入。在此，希望在座各单位能够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宣传我们的理念，广泛联系沿线国家智库，共同把我们的事情做实、做好，为增进沿线国家人们福祉共同努力。
最后，我愿再次强调一下，作为牵头单位，中联部将竭尽全力为各理事单位做好服务工作，与大家一道，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贡献力量。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鼎力支持！
飞雁模式在中国可以转化成飞龙模式
——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成立会议上的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从国内经济发展的走向，能看到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国内、国际的大思路共同形成的战略。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到了什么样的转折点，首先要看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劳动力不再宽裕，工资成本上升时，整体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就上升了，相应的我们会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央把这个定义叫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抉择，就是我们未来会走什么样的路径。根据历史经验，我们会有几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欧洲、北美表现的那样，到了一定新的发展阶段，还能够保持技术创新，生产力进步，因此能够维持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后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还在继续创新，引领世界经济。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幸运，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到一定的阶段，跨越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接下来会更快，会出现一些政治上的错误，陷入到高收入陷阱，比如说日本。当然还有更糟糕的其他很多国家，比如拉美和南亚，长期处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里面——有些在中等偏上甚至中等偏下的收入国家，我们把它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选择，一方面面对不同的命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主动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打破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传统的东亚发展模式，叫飞雁模式，像一个大雁群一样。过去日本走在最前面，它靠劳动力进行产业发展出口导向，后来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就把相应的产业和投资转移到第二梯队的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等。
接下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也经历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依次转向了东盟国家、中国的沿海地区。我们过去30多年，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的十几年里，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实现我们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取得了高速发展。接下来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作为新常态的一种表现，就是经济增长减速了。
具体来说，我们很多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显著了，竞争能力不强了，因此看到很多产业被转移到周边国家，东盟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看上去传统的飞雁模式又在中国重现了，但是我们心有不甘。
首先是从沿海地区一下就飞到了邻近的其他国家，中间隔了我们自己的中西部地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第二，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国情完全可以改写传统的飞雁模式，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仅是指经济总量，还包括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更体现在巨大的区域差异上。
当沿海地区进入到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之后，有相当多的城市，甚至有些省份，按照现在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高出国家的收入状况了。但是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还有大量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技术相对落后，产业不发达，甚至人口剩余劳动力还存在。因此，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步把传统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投资转移这样的飞雁模式，扩展成国内版的飞雁模式，这里我们应该创造很多基础条件，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区域平衡战略，使中西部地区有更好的投资环境，终究有一天我们还要往外走，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阶段。
2020年以后，我们会大幅度地靠近中等偏上到高收入国家的边界口，跨入这个边界以后，中国整体就进入到更高的台阶。那时飞雁模式就要延伸出去，过去我们把飞雁模式拉长了，把它深入到沿海、中部、西部地区，变成一个梯度式的发展。今后进一步扩展，会变成一个中国区域战略和国际战略相结合的模式，因此飞雁模式在中国可以转化成飞龙模式，飞龙就是从沿海到内地再走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当前有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对外开放的需要，更要为未来未雨绸缪，创造必要的态度。过去人们只注重按照比较优势来重新配置生产能力，那么未来不仅要适应全球性的需要，也要适应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和大的规模和高收入的群体。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全球发展战略，把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两个资源，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综合配套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