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发起了中美间的年度战略对话。2009年，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后将这一机制扩展为战略经济对话。过去8年中，这一对话将精力主要集中于改善中美互信。与这一对话的宗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美关系却出现了退步。双方简单地将问题归因于缺乏互信，却没有去真正地分析关系恶化的动因。不过，我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互信是中美合作的必要前提吗？
一、没有互信的合作
互信是战略合作第一步这种想法在中美高层领导和大多数政策分析者中非常流行。奥巴马总统曾经说：“在过去30多年里，美中两国建立了成熟广泛的合作关系。但是，如果要凝聚足够的互信，以在这个迅速变化的地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我们仍然需要做严肃认真的努力。”胡锦涛主席2012年初在洛斯卡波斯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重申两国需要建立互信以达成长期合作这一观点。这一信念是如此流行，以至于许多人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历史上，大国间有成千上万的战略合作是没有互信的，这是一种历史常态而非例外。
回顾历史会发现，大国间的战略合作基本都是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二战时期，尽管温斯顿·丘吉尔非常讨厌斯大林，但为了共同应对纳粹德国，英国和苏联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20世纪70年代，虽然毛泽东和理查德·尼克松彼此互不信任，但中国与美国仍然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面对持续几十年的军事对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仍然能在1988年就削减核武器达成一致，宣布了冷战的结束。2001年，在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仅仅几个月后，江泽民和乔治·W·布什便在反恐问题上建立了合作关系。
除美英伙伴关系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很少是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美国几乎所有同盟关系都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相互信任基础上。比如，美国与穆斯林国家的战略合作没有一个建立在互信基础上，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说，冷战后的美法战略关系也不支持互信是战略合作基础这一观点，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里，法国带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友已有50多年的时间，但直至今日美国仍然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国家间的战略合作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互信，而是因为合作对他们而言是安全的和有利的。这意味着，在中美之间寻找相似利益是维持他们未来关系稳定的关键。无论中美是否存有互信，只要双方专注于相似利益，在未来就会拥有诸多机会发展战略合作。
二、假朋友
中美自1989年以来就缺乏互信。但是，中美关系时而合作时而恶化，可谓变动不居。这一特征有力地说明，当前的中美实际是假朋友关系。这种假朋友关系既带来竞争，也帮助推动了两国间的合作。中美政府官员找到了一个双方都同意的模糊表达方式来掩饰彼此关系的不稳定性，即“非敌非友”。双方政府都用这一词汇定义相互间关系，并且两国专家也已普遍接受了这一概念。戴维·兰普顿则用“同床异梦”来描述联系紧密却意图不同的两个国家间的关系。
奥巴马政府采用的再平衡战略非常有代表性地说明了中美之间的假朋友关系。这一政策由两大因素导致。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崛起。奥巴马已经反复表明，美国不能接受自己成为世界第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挑战冷战后形成的单极格局。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担心他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对衰落。第二个因素是可能出现的世界中心由欧洲向东亚转移。这一因素与第一个因素直接相关。与日本在冷战时期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崛起是一种综合性崛起，可为东亚在可预见的未来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铺平了道路。面对这一历史新趋势，美国需要加强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
不过，假朋友战略有效避免了中美双边关系落入全面对抗的境地。奥巴马政府不承认其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典型反映了中美间的假朋友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两国之所以采用假朋友战略，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核不扩散、亚太和平、中亚反恐、相互贸易和投资等客观上的共同战略利益，而非拥有主观上的相互信任。
当前，中日围绕钓鱼岛的激烈争端几乎没有影响中美关系。这一现象说明，中美两国不愿让冲突升级为军事对抗。只要双方意识到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就能保持竞争的和平性。“和平共处”原则可被运用于任何双边关系，但是它对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而言并不足够。许多预测表明，中国到2022年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这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将进一步加强并将扩展到其他领域。因此，“和平竞争”可能比“和平共处”更适合指导中美关系。
三、预防性合作
中美关系应被看作两个商业伙伴间的关系。“在商言商”是商业伙伴的金牌规则，中国有句与之相似的俗语叫“亲兄弟明算账”。两种说法在根本意义上都意味着商业伙伴不是朋友，合作是建立在利益而非朋友或互信基础上的。这一身份定位能使两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从而可对彼此行为做出更现实的预期。
“和平竞争”是一种在不寻求互信的基础上推动双方合作的理念。为了将不可避免的冲突保持在可控状态，中美采取“和平竞争”原则对他们间的战略关系更为有利。在20世纪50年代，尼基塔·赫鲁晓夫以这一原则缓和了苏美间的战略紧张关系。我们应从美苏冷战史中吸取有益经验，防止中美关系滑向新冷战。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2011年10月访问中国时受到习近平的热情接待。习近平建议说，中美两国应建立一种良性竞争的新型的大国关系。这次会见被媒体报道后，美国方面没有出现反对声。即使良性竞争有难度，和平竞争原则也应能得到中美双方的共同同意。最起码，和平竞争可为双方划定一条红线。
中美应花费更大的精力发展基于共同利益的积极性合作和基于冲突的预防性合作，而不是寻求互信。互信在短期内不易达成，但是通过长期的合作却有可能实现。为了开展积极性合作，中美应致力于扩大他们共同的和互补的利益。中美海军已为应对海盗威胁在索马里沿海进行了合作。类似的中美军事合作应在未来进一步开展。中美在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搜索救灾行动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有助于帮助建立各层次的军事关系。这种类型的合作有助于阻止因误解产生的冲突，也有助于催生互信。
与积极性合作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不同，预防性合作建立在利益冲突基础上。比如，中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同意不将核武器对准彼此，对双方关系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发展预防性合作，中美在他们对对方的政策中应采用清晰化而非模糊化的原则。在未来几年里，中美利益冲突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共同利益的增长速度，双方应为此做好准备。如果在开展预防性合作以应对正在呈现的利益冲突上下更多功夫，中美可巧妙地管控竞争。中美不仅可以在军事领域而且可以在能源、财政、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发展预防性合作。
鼓励中美优先考虑预防性合作不是反对建立互信，而是说中美能够在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维持战略关系稳定。此外，预防性合作是改善他们战略关系的重要基础。中美关系最坏的前景不是双方在未来几年面临更多的战略冲突，而是在互信缺失的情况下不尝试进行合作，导致小摩擦升级为大冲突。
为了减少意外冲突，双方应将对方明确定义为一个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中美需将他们的竞争定义为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的竞争。美国力图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中国要恢复其全球领导地位。这一结构冲突导致他们间的政治冲突不可避免。中美在未来十年内将为争取更紧密的政治朋友而展开竞争。
四、结论
互信是大国长期战略合作的结果而非前提。如果中美放弃互信是战略合作前提这一错误认知，将对双方都有利。明确中美战略竞争对手关系将有利于在战略互信缺失的情况下维护中美关系稳定。中美应该习惯对方所作的对己方不利的政策，并将双方各领域关系限定到预期水平之内。尽管这不会改善双方政治关系，但会防止已不友好的政治关系变得更坏。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一个稳定的、不友好的政治关系将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对中美两国更为健康有利。中美可考虑在推动和平竞争走向良性竞争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中美竞争将对世界有益，因为和平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