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综观当前国际形势,可以概括为以“三大三化一深”。“三大”即“大变革、大动荡、大调整”。“三化”就是国际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一深”就是国际权力结构深化发展。
如果能以国际政治全局发展为基准,讨论和探索世界“发展模式”的历史与现状及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问题,就可以得出符合实际的准确的认识。
苏美欧“模式”的变迁历程
苏联模式的失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打破了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统天下。但是随着20年前苏联的解体,苏联模式也就宣告失败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模式曾经有过辉煌。二战前,苏联集中力量发展工业,打下了卫国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二战后,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世界上经济第二强国,科技和教育发展水平列入世界最先进行列。苏联的成就,使当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威望。然而苏联在达到成就的顶峰之后,迅速走向衰落,最后导致解体。这其中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外原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主要有以下几条:1、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2、“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脱离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潮流。3、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经济片面发展,经济效益下降,社会危机因素增加。4、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问题日益严重。5、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乏民主。6、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除上述原因外,同时也要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因为苏联模式的中晚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化与歪曲。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表现。
“华盛顿共识”受到质疑。“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向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美国模式的代名词。新自由主义有四面旗帜,即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金融化。这也就是现代美国模式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新自由主义前10年推动经济自由竞争、推动并实施私有化和市场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发展,也给美国带来了10年繁荣。中期10年,美国将新自由主义向世界推广,使之被普遍认为是最好的发展模式。但事实上,起源于向拉美推广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使拉美一些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美国为推广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发动战争,颠覆合法政府,以“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化第二波”,把伊拉克作为在中东推广民主的样板,在一些国家搞“颜色革命”,千方百计要将新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到中国和俄罗斯。并且“华盛顿共识”也蔓延至美国的传统盟友西欧国家。克林顿、布莱尔倡导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要把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并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欧洲近年来的政治生态变化说明,这条道路走不通。“华盛顿共识”在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情势下遭到广泛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再一次认识到,不能把一国的发展模式推广为世界各国的唯一繁荣之路。同时也要看到,包括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在内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仍然具有自我调节和修复的能力。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只是被质疑,而不是终结。虽然“美国模式”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烙印,但“美国模式”事实上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和实践,其固有的科技和制度创新,灵活应变能力和实用主义精神依然未变。
欧洲模式在困境中寻求出路。欧洲模式又称莱茵模式,是同美国模式并列的两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两者有共同价值观,但各有特色。欧洲既是资本主义发祥地,又是社会主义发祥地。因此,欧洲模式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包含社会主义因素。欧洲模式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天主教和基督教伦理的混合。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同时平衡竞争与垄断;以凯恩斯的政府适度调节为基础,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社会稳定原则为基础,调节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战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欧国家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为主导,赢得了经济的繁荣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到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预,欧洲模式受到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影响。同时,欧洲模式又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欧洲国家财政困难,社会公共开支增长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产品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难。2008年之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到欧洲,使虚拟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国际化的欧洲金融业陷入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的打击甚至超过美国,这也暴露了欧洲模式的弱点。但欧洲模式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经济与生态平衡发展的理念与基础并未消失。欧洲模式正在困境中寻求出路。为了应对危机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欧洲国家提出了以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变革为方向的“新欧洲模式”,或称“欧洲模式现代化”。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形成发展模式多样化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是我们时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由新兴经济力量演化为经济、政治综合力量而登上现代国际政治舞台,正在冲击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和经济秩序,并改变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由“西方中心”向“西方—新兴中心”转移。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使世界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模式”概念的演化。“模式”一词有多种含义和不同的解读。但一般的理解是,“模式”是一种经过历史长期检验的、独特的、以及可以推广和可以模仿的成功经验。“模式”这个词来源于手工业器皿制造的一种模具,不能“复制”即不能成为“模式”。反之亦然。
历史地看,最乐于宣扬自己“模式”并推广于世的现代国家,是苏联和美国。苏联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样板”,形成“苏联模式”,强迫“兄弟党”、“兄弟国家”接受。谁不接受就是“离经叛道”,就要“革出教门”。中国、南斯拉夫和东欧国家都是典型例证。最后苏联解体,“苏联模式”破灭。美国则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号,漠视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以美国的硬、软实力为后盾,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形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后,“华盛顿共识”遭到置疑。欧洲模式也意欲向外推广,但不具有美国的强势,非其不为,实力不足。
由于新兴大国不愿意接受外来强制性的发展模式,坚持走结合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由此,新兴大国的发展模式具有内向性,即不主动向外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准确地说可以称作“发展道路”。印度模式、巴西模式、俄罗斯模式、韩国模式、南非模式,也可以称为“印度道路”、“巴西道路”??理解“中国模式”也可以此为基准。各有特色才形成模式的多样性。
第二,新兴大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性在于新兴大国的发展都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殊性在于新兴大国之间的历史、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影响各不相同。虽然有相似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及共同发展经济的需求,但发展路径各不相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选择了既非传统西方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道路;俄罗斯则是转型国家,走了自己的强国之路。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金砖五国”正在加强经济合作,也在探索发展模式方面交流彼此经验。新兴大国就发展模式正在形成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相互交流发展战略思考和共享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把自己的模式强加或推广给别的国家。这种认识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定律。
第三,新兴大国的发展模式在探索之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采取应对全球化的正确措施。但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对新兴大国有颇多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与技术优势,损害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企图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新兴大国存在着经济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及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并没有定型的模式可言。
以“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替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提出已有好几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中国模式”的议论更加热烈。但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宣扬“中国模式”有什么好处和坏处,仍不太清楚。问题在于,对“中国模式”如何界定与定位,能否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分析。因此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更不宜宣扬有特定含义的“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在实践与探索之中。从深层次思考出发,应清醒认识到,中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在摸着石头过河,仍要十分谦虚地学习别人的好的经验。中国是一个“学习国家”,就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也在不断探索中。因而,现在就对中国经验提出具有完整系统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并提升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
在论证和宣扬“中国模式”的一系列文章中,普遍突出了两点。首先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世界第一。10年来乃至30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对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其次是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成功为世界唯一。
仔细推究起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但是“贡献”和“模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温家宝总理最近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同样,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我们认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借鉴。
中国的发展奇迹令世界震惊。但一种“模式”是由综合因素合成的,并非仅是经济总量的发展。而且,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还存在不少负面问题。如经济转型有待时日,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制刚刚起步,市场经济还在摸索阶段,民主法制不健全,贪污腐败严重等等。
现在宣扬“中国模式”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首先是增加国外对我国的疑虑。其次会增长中国国内对经济发展的浮躁情绪,不能正视和反思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问题。
近年来有一种“模式之争”。这是西方国家挑起来的,目的是歪曲、贬低和阻挠中国的发展。我们在选择我国定位性和战略性用词上要特别慎重。
就理论和制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尚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制度在创新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也处在不断的制度创新中,危机可以同时是二者制度创新的动力。两种社会制度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并非绝对对立。由于市场经济有共通性,两种社会制度在各自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可以相互学习。也就是说,不存在“模式之争”,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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