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则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判断。由吴嘉蓉（课题负责人）、付建明、邓达、王科和王玉林五位学者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项目合著的《邓小平的时代观及其创新——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一书，采取纵向与横向结合、历史与现状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引证与诠释结合的辩证方法，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时代观的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结合苏联解体在时代问题上的严重教训，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时代观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的特殊作用乃至深远的国际影响。诸位作者经过数年的辛勤劳动，集体做出了一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开拓性工作。该书的出版问世，是社科学界的一件喜事。
这本著作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从基本内容来看，本书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做了精心梳理。导论作为全书的总纲，明确指出克思恩格斯是以世界历史时代为背景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于世界的影响，并由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研究时代问题的重要指南，是观察和认识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研究邓小平时代观的理论依据。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作者阐述了邓小平时代观的思想渊源、历史起点、逻辑体系与主要内容，强调指出邓小平用世界历史标准审视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科学判断时代特征，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环境和机遇条件，从人类整体发展的高度破解当今时代的主题，用世界共同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得出结论：邓小平时代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从创意角度来看，本书提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论点。例如强调邓小平的时代观使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融入到世界发展的主流和潮流之中，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生命力，而且扩大了在世界的影响力。这是邓小平时代观的基本出发点和价值所在。还指出，邓小平的时代观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列宁面临的帝国主义战争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任务，也不同于毛泽东面临的冷战时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时代任务。邓小平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重大时代问题是如何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以及世界整体发展的现状。这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共同关系与相对特殊关系。邓小平确立了被称之为世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观，是因为他关于时代主题的全球战略思维建构了世界共同发展观。新时代观是实现各国文明多样性发展的人类整体发展观的集中体现。这一思想不仅坚定地继承和维护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而且将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邓小平时代观作为我们认识和处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发展关系的指导思想，其精神实质就是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由此也决定了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再从学术价值来看，迄今为止，国内虽也出现过研究邓小平时代观的学术著作，但把理论、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本书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研究时代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探究、提炼和概括；而且大胆尝试建构邓小平时代观的逻辑体系和主要内容，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诚如有的专家在初审鉴定时所说，这一逻辑体系深刻揭示了邓小平时代观的核心实质，打通了邓小平时代观与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参与终审的专家们在鉴定中也指出，该课题从时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突破口，然后分别从六个方面进行阐述，选题科学，概念明确，逻辑严密，史料翔实，论述全面。认为成果中有几点值得肯定，一是对邓小平时代观主要内容的概括；二是研究的视角，从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的高度来论证。这两点深化了对邓小平时代观的认识，有较高学术价值。还谈到，成果的创新在于揭示了邓小平时代观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一点在以往对时代观的研究中论述不多。此外，有的专家还着重指出，第三章对邓小平时代观的逻辑体系与主要内容的概括和阐述，与传统的把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观点进行一般的综合相比，有高屋建瓴之感。笔者认为，这些评语是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
佳作并非没有瑕疵。尽管本书留下多名作者写作风格差异的某种粗浅痕迹，对于国内外在时代观问题上的主要争议缺乏必要的举例分析，关于苏联解体与时代观相联系的原因认识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也还需要对邓小平时代观将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进行前瞻性探讨（如党的十七大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但总体上说这是一部难得的成功之作，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列宁说过，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更具体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邓小平经过对世界形势的长时期观察与思考，从1984年起，一再阐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96、105页）他强调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乃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抓紧利用。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揭示，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这标志着我国在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从而使我国不失时机的调整了国际战略，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邓小平谈论时代两大问题又是很有分寸的，并没有使人们造成幻觉或误解，似乎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已经到来，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1992年初，他在肯定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这是告诫人们，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任重而道远，一定要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不断出现的种种新动向，足以证明和平与发展确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所谓时代，从宏观上讲，一般是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长时期。冷战结束后，开始了一个带有诸多新特点的新时期，集中体现为全球化（经济趋势）、多极化（政治格局）、信息化（科技进步）和多样化（国情特点与发展模式）。我们正是要从这些方面来考量当今时代的特征。
从经济角度看时代。现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乃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如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无不以经济变革、经济建设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致力于在科技促经济的基础上增强综合国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后经济因素作用飙升的主要标志。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利弊对它们的影响程度截然不同，它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态度和借重也大不一样，甚至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强劲的反全球化潮流，但是它们的经济政策客观上都是在迎合和助长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区域化的一个突出范例，欧洲联合的世界影响非常之深远。欧洲从经济联合进一步走向政治联合，虽说要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但联合无疑成为一大时代特征，且反响强烈。拉美、非洲不同程度地都在跃跃欲试，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杠杆是科技突飞猛进。以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为核心的科技迅速发展，正在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地球变小，联系紧密，依存加深。
从政治角度看时代。现时代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当属世界格局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相交织的情况下，朝向多极化曲折地发展。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与经济全球化并驾齐驱。在多极化问题上，目前的认识偏差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强调冷战结束后才出现多极化趋势，而不考虑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涉及世界多极化的基本思想，结果将产生多极化的背景局限于冷战结束，并使多极化本来漫长的渐变过程大为缩短。二是将世界多极化（“化”系指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多极世界相提并论，从而用确实尚未形成的多极世界来否认无疑存在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三是将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这个事实，与单极世界混为一谈。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可一世，于是单极世界论广为流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经受“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逐渐处于颓势（但说不上衰落），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作用上升，于是出现了否定世界多极化的种种非议，例如无极世界论、中美 G2 新两极论、世界格局碎片论，等等。殊不知这些现象只不过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在表现形态上的变异。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时代。这主要表现为霸权主义肆虐和“三股势力”猖獗以及与之展开的全球性斗争。冷战后，世界上的不安定因素主要来自霸权主义和“三股势力”亦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在此背景下，领土、民族、宗教和资源等因素不断诱发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新安全观”于是应运而生，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安全机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新安全观”要求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矛盾和分歧，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而促进大国关系调整和良性互动。惟有坚持“新安全观”，方能做到尊重联合国的崇高地位及其他安全机制的作用。联合国是历史转换时期的产物，如今又肩负着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意味着顺应还是违背时代精神。频频出现的各种地区安全机制，具有多样性和交叉性的特点。
从文化角度看时代。作为时代的文化特征，应该说，文化因素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世界多样性包含不同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其中的文化因素格外受到重视。文化传统对于管理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不同文明有可能干扰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贯彻实施，但所谓“文明冲突论”不足为训，只会为霸权主义和全球干涉主义张目。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影响相对减弱，但不等于说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
从两种社会制度角度看时代。在现时代，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依存性加深。这一重大特征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经济全球化亦植根于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既彼此排斥，又相互联系。资本主义世界如今是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经济全球化，这些都有其不可避免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这是资本主义迄今依然显示其生命力的基本原因。苏东剧变后那种怀疑社会主义再生能力的倾向，已被事实否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标志，世界社会主义将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必长期共存，谁也不能任意吃掉对方。社会主义只有善于汲取人类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取得的物质和文明成果，并以此来丰富和壮大自己，才有可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先进的文化，从而也才说得上有朝一日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
总之，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客观上反映了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向和人类的共同追求。发展中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任何国家都无法反对和平与发展，尽管信念不同，解释不同，行为不同。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可以成为各国时代观的一个较好的结合点。邓小平提出的时代主题观，体现了我国制定国内基本路线和外交政策的基础，无损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得到许多国家实际上的认同，连超级大国也没有理由公开加以反对。
包括时代观在内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曾经提倡“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历史证明，邓小平不仅是“洋为中用”的典范，而且以其远见卓识影响世界，创造了“中为洋用”的业绩。邓小平逝世时国际社会对他的光辉一生纷纷做出评价。日本《时报》
鉴于笔者长期关注邓小平理论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又了解本著作从立项到成书的全过程，所以欣然答应作者的要求为本书作序。序言中所述各点，未必得当，愿与读者共同切磋。
俞 邃
2012年6月于北京
（注：该书于2012年6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